在辽宁的所有城市里，我独喜欢一个地方：丹东。喜欢，有两层意思，一是从理的方面说，丹东是个漂亮的城市，满大街植合抱粗的银杏树，秋天金黄色叶子煞是好看。江边的早晨或者傍晚，雾霭隐隐，慢跑或者吹拉弹唱，如入仙境。这个城市生活节奏不快，很适合我的性子。二是从情的方面说，这里有一个忘年交的朋友。这朋友每每想起，必使我内心有焚香净手的冲动，觉得内心肮脏时想他，实在是一种大不敬。
我这朋友是个小人物，却在当地有大名。小人物有大名，往往不是官方封的，一是小人物有大才能，二是小人物有怪异于他人的地方。我这朋友属于后者。
大约是年的时候，我初入记者行，阅历尚浅，脑子里有“铁肩担道义”的冲动，总想写些人间不平事。记不起什么原因，有一次跟两个同事去丹东采访，饭桌上与当地人聊起当地的奇闻轶事，说有一个警察，不办案，专门下了班去车站码头找“彪子”（大连、丹东一带对傻乎乎、有智力障碍一类人的统称），遇上了，就领回家，再想方设法给找家，买车票给送回去。我那时有年轻人的热血沸腾，遇到一个好的题材，总觉得是上天的恩赐，于是饭不吃了，问清了他家的大体方位，急三火四地跑去了。
这个人叫李永财。
那时他家住一个两居室的房子，没有装修，拥挤，破破烂烂的。他个不高，穿一件古铜色的毛衣，袖口、肩肘处都有洞，露出毛线。黑、瘦、脸上有沟壑一样的皱纹，饱经风霜的样子。家里的陈设也略为简单，一套破旧的沙发，一台黑白电视。略为显眼的是家里有一台盖着红布的电话。那年月，家里能安得起电话的不多。家里有四口人，老伴姓王，一个看上去大大咧咧的中年妇女，还有一个上高中的儿子，大儿子当兵去了。
听完了来意，他叫儿子喊我叔叔，那个小伙子扭怩，觉得喊一个长几岁的人为叔叔不好开口，我也觉得不合适，说叫哥哥吧，他不同意，于是争来争去，我说我喊你“老李”吧，这才勉强算答应。
他叫老伴沏茶，茶端来，是一个布满厚厚茶垢的大茶缸，上面依稀可见“毛泽东思想放光芒”的字样。让他讲讲他的故事，他讷讷不能言，仿佛羞于出口。他老伴说，就他那么点彪事，还值得上报纸。一脸的不屑。不屑是觉得这种事太小，上不了台面，另外暗藏着满肚子的怨言。
那天我没有记笔记，也没带录音笔，就耍了点小坏心眼，让他老伴讲讲满肚子的委屈。他老伴没多少文化，但数落起自已的男人，和东北大多数女人一样，头头是道。这委屈有四：一是三天两头往家领“彪子”。这些“彪子”，基本上都是老李在火车站、码头“遇到”的，遇到了，就往家领。领回家，洗澡、吃饭、换衣服。有时领回来的是女的，做妻子的还得给洗澡，陪着睡觉。家里常常弄的乱七八糟。二是不顾家。李永财下了班，第一件事不是回家，一定是骑着自行车先去车站、码头转一圈，有时候遇到“彪子”，人家不跟着来，他得慢慢做思想工作，有时还跟着人家东游西荡，直到哄回家为止。三是担惊受怕。这里面又有两层意思，一是担心老李挨打。这些“彪子”，大多数人的精神都不正常，你跟他答话，他还以为是抢他吃的东西。老李为这个，没少受这些“彪子”的袭击。二是自己担惊。有一次，一个女“彪子”被老李领回家，这女的死活不换衣服，光着身子在屋子跑。好不容易哄她穿上了衣服，睡到半夜，惊然发觉那女的蹲在窗台上正准备试着跳楼。老伴说，这家里要是出了人命，怎么说理呀。四是攒不下钱。领回家一个“彪子”就得换身衣服，送走时，还得买车票、吃的、喝的。这些不说，就说这电话钱，她老伴一指那台电话，“安装费好几千，一个月电话费，好几百，全是长途。他要是给一个人找到家，没有一二十个电话，根本联系不上。他这人还穷讲究，单位的电话一概不用……你看看他穿的”，她老伴撩起老李的衣服，“你说现在还有人穿这么破的吗，刚买的衣服，转眼就脱给那些彪子了，现在，我都给他买不起衣服了。”
她老伴抱怨完，一脸的没辙。老李在旁边嘿嘿地笑着，也不答语，偶尔反驳一句，老伴一瞪眼，他立马讪讪地不敢言了，是那种做了亏心事似的理亏。
我问老李，找“彪子”多少年了？答曰不记得了。找了多少个，没有数过。
他老伴从另一个屋里抱回一大撂夹子来，说这就是他的宝贝。我翻看，里面是老李自制的表格，记录着他找到的“彪子”的大体情况，不专业，字迹也不好看。但详细记载着找到的是什么地方的人，怎么送回去的，联系人是谁。其间没有一句描述他寻找的过程。这样的本本，粗略估计也得有上千人吧。
还有几本，是报摘，是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寻人启事。我问这个什么用，老李说，我找到一个——他嘴里从不用“彪子”这个词，我想他是把他们当人看——就对比一下，对上号了，就省却了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找的麻烦。
我说，我能打个电话吗，问问你找到人的情况？
他说，你随便问。
我从他送回去的人里随便抽出一个人来，是安徽某农村的。电话接通，是个村长，我问某某人的情况，说你们辽宁的警察积大德了，某某人被人拐骗后，全家上有老下有小，都活不下去了，后来你们那个警察给送了回来，现在在家过的可好了。再问下一个，是个孩子的父亲，说孩子高考失利后，精神失常，家里人以为他外出寻死了，孩子的爷爷奶奶全为这个生病了，现在孩子回来了，重新上了复读班，是我们一家人的救命恩人。我把电话给老李，老李也很激动，说孩子好了就好，有时间让他来丹东再玩。放下电话，他脸上挂满泪花。
为他人高兴而落泪，证明了一个人心底的善。我不知为什么，心底里原先对此事的一点点怀疑，却刹那间对一个小人物由衷地敬佩起来。
我那时坚信新闻界的名言“好新闻是用脚跑出来的”，我和他约定，明天下班后随他一起去找“彪子”，我必须用自己的眼睛证明一件事的真实性。
第二天，同事走了，我留下。
下班，老李骑着自行车来接我。他穿一身警服，是那种橄榄绿色的老警服，衣服皱皱巴巴，加上他满是皱纹的脸，穿在他身上一点不精神，与我那时常想的警察威武形象相去甚远。我和他一起沿街走，不时有人和他热情地打招呼，路边小店的店主、甚至卖雪糕的老大娘。老李说，他们都是我的“眼线”，发现流浪人员了，就打电话给我。我偶尔停下来，和这些人闲聊几句，这些普通的百姓不会刻意藏否人物，他们的眼睛是最亮的，他们无一例外地对我说：“老李，好人啊，这年月那还有第二个这样的人。”只有一个中年人对我说：“他呀，就是个彪子司令。”语气里透着无奈、敬佩和怜悯。
在火车站广场，老李眼尖，一眼发现了几十米外一个垃圾箱旁翻东西的人，说咱俩过去看看。近前，果然是一个流浪汉，长发过肩，一绺一绺的，带着草屑；脸上满是污垢，只露出两只眼睛是白的，仿佛能揭下来做个假面具；身上穿一件看不出颜色的军大衣，照时髦的说法，活脱脱一个犀利哥的造型。老李近前，问：“小兄弟，你是哪里人？”犀利哥警惕地翻着白眼，把找到的几个破苹果塞进怀里，仿佛怕老李抢他的。垃圾箱臭气逼人，我捂着鼻子远观。老李不捂，仍然和颜悦色地说：“你看，我是警察，你跟我回家吧！”犀利哥翻翻白眼，一把推倒老李，转身就跑。老李顾不上起来掸土，起来就追。等我追到他们时，老李正一个胳膊挎着他的胳膊，往回走。犀利哥不知说啥，嘟嘟囔囔让人听不清。老李让我推着他的自行车，走到一个洗澡店前，说：“兄弟，你等我一会儿，我进去给他洗个澡。”店伙计看到老李，说：“怎么又捡一个？”老李嘿嘿乐，说昨天还没看到呢，肯定是今天刚到丹东的，让我给碰上了。伙计说，您进去吧，别让他进池子就成。老李说，帐记我头上，回头一块给你结了。
老李带着犀利哥进去了，我闲着没事，和店伙计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伙计说：“这老李呀，真是好人，可人也有点彪，这事，政府都不管，就他一个人吃饱了没事干……”这话，往下没说，说出来估计也不好听。
约摸有一二十分钟的时间吧，老李带着犀利哥下来了，又转进了旁边的理发店，理发的小伙子也认识，说：“老李，你自个给他剪吧，给这人剪我手有点颤。”老李有点低三下四地给人赔不是，说影响你做生意了。其实店里没一个人，是人家不乐意给这种人剪。老李拿过推子，眯着眼给犀利哥剪发。
带回家，老李又给他找了身自己的衣服换上。老伴坐在一边生气，气鼓鼓地，意思是给我说，怎么样，又捡一个吧。但气归气，饭还是做。做好饭，老李劝我一起吃，我有点拿不准，与一个流浪汉一起吃饭，心里总有抗拒心里。老李也不勉强，拉着犀利哥坐下吃，一家人还没吃，犀利哥嘿嘿傻笑着，伸手就去抓菜盘里的菜，一家人扭头谁也不吃了。
好不容易让犀利哥安静下来，老李拿话套他，问他是哪里人，怎么到的丹东。犀利哥眼神迷茫地看着老李，不知道问的是什么意思。套了半天，老李说：“听他口音，可能是内蒙赤峰一带的人。”然后，他拨打电话，找当地民政部门、公安局、收容所。我就静静看着，看老李怎么找。偶尔打电话间隙，我问他干嘛不把他送到收容所，他说送到收容所谁这么认真地管呀。问怎么不用单位电话，说我这是业余时间，也不是工作，怎么能用单位电话。问这样的人找到用什么用啊，说谁都有家，家里人能不挂着吗，对别人最无用的人，对家里也是一份牵挂啊。说到这，我无语，我承认与老李比，我内心还藏着无数个小，这个外形略有些猥琐的警察，他的内心远比我高尚得多。
电话打了无数个，也没个结果，犀利哥却悄然靠在椅背上睡熟了，口水沿着嘴角往下淌。老李不嫌脏，拿起毛巾给他擦。
我告辞，出门开玩笑说：“老李，晚上睡觉小心些，别让这种人做出什么傻事来。”往下的话我没好意思说，今晚注定是老李陪着这犀利哥睡了，我是怕这犀利哥晚上犯了病掐死老李。老李嘿嘿乐，说咱是警察，不怕这个。
再后来，我写老李的稿子发表了，《人民日报》等几十家报纸进行了转载。我当年用的标题就是那个小老板的话，叫《彪子司令》。但以我当年的功力，总隐隐觉得那篇报道还没有写透，有点亏欠老李似的。
但老李不这么看，他有一天兴冲冲地给我打电话，说：“兄弟，你帮我大忙了，现在全国每天都有人给我写信，让我帮助找人。还有全国不少好人给我提供线索，我现在找人好找多了。还有人给我寄钱，丹东不少人也乐意无偿帮助我。”但我总隐隐为他的安全担心，提醒他，他总是嘿嘿一乐，算做回答。
但不久就验证了我的担心。有一天，老李有事来省城，专程抽出时间来看我。他用笼子拎了一对白玉鸟，说是送给我的。上次，我在他家闲着没事，乘他打电话的功夫逗他的鸟玩，他以为我也喜欢，专程送来的。其实，我哪里会养鸟，只是在他家打发时间而已。但他的美意却得领。这对鸟我养了一段时间，每天喂它时，就想到了他这个人，让我忙忙碌碌的心暂时得以安宁。但不幸地是，这对鸟挂在阳台上，却成了野猫的美中餐。我请老李去楼下的小店吃饭，老李高兴地答应了，却乘上厕所之际，又把帐结了。送他走时，他走路略有些一瘸一拐的，问怎么回事，说不小心摔了一跤。他说谎脸红，我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晚上找了个流浪汉，却没想到让他一下子给推到沟里去了，摔伤了腿。我说，你年纪也大了，不行，就别干这个了，也没人逼着你去干。他讷讷地不说话。
我每次去丹东，总要去看看这个朋友，他收到的信塞了好几纸箱子，锦旗结结实实捆了两捆。他来沈，也必然来看我。他这人有些老礼，来时，一定给我带点礼物，一对鸟、一条江鱼、或者是几斤蘑菇，不贵重，但总是些心意。他长年穿的，依然还是那身警服，屁股处磨的发亮。兜里还是永远揣一盒烟，他不抽烟，但问个道，求人帮个忙，他会给人点一颗烟，以表谢意。
大约是年吧，他被评为了什么模范，发了一万元奖金。我想这下子，他经济条件能宽松一下了。没想到，不几天，他在大连给我打电话，说用这钱办了个英烈子女夏令营，让孩子们出来玩几天。我说，孩子们自有政府照顾，也用不着你花钱呀，他说，他们的父亲是英雄，因公殉职，我是警察，得了点奖金当然该给他们花。他的逻辑，不是常人逻辑，没法和他争辩。
他从来没求我办过什么事，只有一次，问我能不能从省上找领导说句话，让他别提前退休。他所在的单位是一家行业派出所，后来，公安部规定行业派出所必须转制，一部分年龄大或者不适合公安工作的人要提前退休。他说，我舍不得这身警服。他说这话，我觉得出自他的口是真诚的。他眼里，含着泪花。
但我人微言轻，怎么能和省里领导对上话？又不忍伤他的心，说我抽时间试试吧，算做搪塞。
好在他终于没有提前退休。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说在沈阳开会，议程紧，出不去。我去看他，才知道他被选上了省人大代表。还是那身老警服，还是那张饱经风霜的脸，还是嘿嘿一乐的厚道表情。我说有这好事，怎也不告诉我一声？他还是嘿嘿乐，说有了人大代表身份，找人寻人方便多了。他拿出一份提案，说我文化水平浅，你帮我润色一下吧。我拿起看，是一份关于改革收容制度的提案。那时，全国的收容极尽不合理处，他的这份提案切中时弊，提案中有大量的案例数字，想来他费了不少力气的。我对此没有研究，不敢评论，只好匆匆帮他修改一下病句。后来，收容制度改革，我不知这里面有没有他的一份功劳。
闲谈，他说二儿子大学毕业了，没有工作，他也不好意思去找领导，说咱是人大代表，为私事会良心上过不去。他正让孩子在家做一个网站，说叫“寻亲解难网”，马上就开通了，买了数码相机和电脑。他还说，等经济宽裕点时，再买个二手车，找人寻人的范围就大了……
我听着他的设想，盘算了许久，终于问了他一个搁在心头许久的问题，说：“老李，你是出于什么心理帮人找家的？”
他还是那句老话：当年，我父亲12岁从山东逃难到东北，一路又累又饿，躺在雪窝子里等死。“叮当，叮当”，此时一驾大马车恰巧路过，车上的人说：“救命要紧！”父亲因此得救。———“父亲去世前告诉我，以后有条件了，多想着点落难的人。”
他这话说的没有一点矫情，对一个不善言谈的人来说，感恩也许真是出自他的内心。可我总有个疑虑，党性修养比他好的人、经济条件比他好的人、学问比他大的人，为什么就没有他这份发自内心的爱呢？
一晃，我在人浮于事的所谓事业中也渐渐走向了中年。老李前几年也退休了，联系日渐稀少，这几年更近似于无。可是，半夜每每惊起，总是不期然想到他，拷问我的灵魂——人这一生怎么才算有意义，人活着是为什么呢？
老李给了我故事，却没有给我答案。
作者：一只有思想的乌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