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语
在战争爆发前不久，人们稍稍锻炼了自己。有些革命家曾竭力激励他们在克莱米约那里碰到的左派议员们，但是这些议员表现得既迟钝又畏缩，在他们的脑子里，政变远比普鲁士人的胜利占重要地位。当人们促使克莱米约采取行动的时候，他非常天真地回答说：“我们还是等待象占领斯特拉斯堡那样一次新的灾难吧！”
人们只好等待着，因为没有这样的阴影，人们的确什么都不能做。巴黎的小资产阶级就象他们从前相信我们的军队一样相信极端左派，而一切对他们抱有希望的人，都撞破了头。
14日，布朗基的伙伴们企图在中央区以外的市区发起运动，他们袭击了拉－维勒特的消防队驻所，打跑了市警备队。他们占领了这个地方以后，就顺着林荫道前进到伯利维尔，高喊着“共和国万岁！打倒普鲁士人！”的口号。但是，没有人加入他们的队伍，群众惊讶而漠不关心地从远处望着他们，因为人们已经被警察弄得疑神疑鬼，所以不再注意自己的真正敌人－帝国。
为了使资产阶级安心，左派假装相信普鲁士人的挑唆，同时甘必大要求立刻判决拉－维勒特的被捕者。八里桥部长不得不提醒他说，军事审判本身也有必须遵守的形式。虽然几乎没有一个被告与这个小规模战斗发生过关系，但是，军事法庭却判处了十几个人死刑。有几个勇敢的人想阻止执行这些死刑，就去找米希勒，米希勒写了一封动人的信。帝国已经来不及去执行死刑了。
8月25日，麦克马洪率领他的军队开始进入毛奇为他布下的罗网。29日他在博蒙·拉尔贡遭到袭击和失败以后，已看出自己处于劣势，但仍然下令前进。八里桥在27日曾写信给他说：“如果你遗弃巴赞，巴黎就要爆发革命。”为了制止革命，他使法国丧失防御力量。30日，他率领军队进入色当这座大坟墓。9月1日清晨，他的军队就被二十万敌军包围，敌军拥有七百门大炮，并且占领了所有的高地。
拿破仑第三向普鲁士国王投降。电报传播了这个消息，当天晚上全欧洲就都知道了，但是，议员们却讳莫如深。3日，他们仍然守口如瓶，直到四日午夜，巴黎沸腾了一整天以后，他们才决定开口。茹尔·法夫尔要求废黜皇帝，成立防务委员会，但是他力避攻击议院。白天，几个奋发的人物试图发动街道上的人。晚间，激动的人群摇撼立法院的栅栏，高喊着“共和国万岁！”的口号。甘必大宣布说：“你们错了！我们必须团结一致，我们不能闹革命。”茹尔·法夫尔一出现就被人们包围了，他竭力要使人们安静下来。
如果巴黎听从了左派的话，那么法国立刻就会投降，而且要比拿破仑第三的投降更可耻得多。可是，9月4日早晨，民众聚集起来了。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战士也带着武器出现。惊惶失措的宪兵让开了道路。整个立法院逐渐挤满了人。尽管左派拚命地努力，到1点钟群众还是堵塞了所有的回廊。
现在时机成熟了！议院从事于组织内阁，企图把政权抓到手里。当时，左派竭力支持议院，对于人们竟敢提出建立共和国非常愤怒。当回廊里喊起口号的时候，甘必大作了极大的努力，恳求人民等待议院讨论的结果。人们预先都知道了这个结果，那就是梯也尔的提案：通过大会任命一个政府委员会来求和，不惜任何代价签订和约，并且为了使耻辱完全无缺，建立议会制的君主政体。幸而一股新的人流冲破各个门户，人们从回廊涌进了会议厅，群众把议员们或是赶走，或是冲散。甘必大被挤到讲台上，并且被迫宣布废除帝制。然而，群众的要求不止于此，他们暴风雨般地高呼：“共和国！”并且拖住左派议员，一同到市政厅去宣布成立共和国。
市政厅已经掌握在人民手里了。在宝座大厅里，有几个一个月以来就竭力鼓动舆论的人。由于首先走上战场，他们有了一些锻炼，能够对政府的组成施加压力。左派遇到他们正在演说，并且在热烈的欢呼声的督促下，茹尔·法夫尔在米里哀尔让给他的座位上坐下来。米里哀尔在让座的时候说：“自前要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赶走普鲁士人。”茹尔·法夫尔、茹尔·西蒙、茹尔·费里、甘必大、克莱米约、艾曼努·阿拉戈、格累－比祖安、贝尔当、加尔涅－帕热斯和皮卡尔共聚一堂，他们组织了政府，并且向群众宣布了他们的名字。人们向他们提出了革命家的名字，如德勒克吕兹、赖德律－洛兰、布朗基。他们声明，除了巴黎的议员以外，不同意其他人加入政府。群众鼓掌欢呼，在这种获得解放的陶醉中，把权柄交到他们手里了，这些人甚至狡猾到让罗什弗尔也参加了政府。
于是，他们急忙派人去找拿破仑任命的巴黎总督特罗胥。这位将军原是自由主义者的偶像，因为他曾对帝国有所不满,他的全部军事声誉，只是依靠几本小册子。在最近几次危机当中，左派和他颇多往来，现在他们掌握了政权，便要求他来担任防卫工作。他要左派向他保证一切，并且要求委员会的主席职位。他们答应了他一切。未来将会告诉我们，左派的人们同这位曾发誓愿为保卫皇朝死在土伊勒里宫台阶上的“忠心耿耿的布列塔尼人”如何迅速地暗中勾结到一起。
十二个人用这样的方法，把法国抓到了手里，他们所依靠的唯一法律根据就是他们受巴黎委任为代表，宣布自己由于人民的同意而是合法的。
晚间，国际和工会联合会派代表来到市政厅。同一天，它们发出了新的告德国工人书。这样尽了友爱义务以后，法国工人的脑子里就只有保卫国家的问题。只要政府进行防卫，他们就拥护政府，甚至那些最不肯轻信的人也会追随着政府。7日，布朗基和他的同事在他所办的报纸《祖国在危急中报》（Lapatrieendanger)的创刊号上，表示“他们要无条件地给政府以有力的支持”。
整个巴黎把自己交给了市政厅里的先生们，忘记了他们不久以前暴露出的软弱无能，因为他们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随着危险程度的增大而提高了。在这样的时刻接受政权，似乎是只有天才才能胜任的一种冒险举动。八十年来一直渴望着城市自由的巴黎，把自己交给了多泪好哭的埃蒂耶纳·阿拉戈，让他当了市长。他随意任命了二十个区的区长，而这些区长又任用了各自喜爱的人当副区长。
阿拉戈宣布，不久就要进行选举，还说要恢复年的伟大时代。同时，茹尔·法夫尔象丹东一样自豪地向普鲁士人和全欧洲叫喊：“我们决不放弃法国的一寸领土和要塞的一块石头。”巴黎兴高采烈地接受了这种吹牛的专政。当特罗胥于14日检阅国民自卫军的时候，他受到排列在各林荫道、协和广场和爱丽舍路上的二十五万人的热烈鼓掌欢迎，这是类似他们的前辈在瓦尔米的早晨所表示的那种信任。
的确，巴黎毫无顾忌地、充分信任地把自己交给了左派，这个为了进行革命本应当用暴力加以反对的左派。巴黎的行动意志保持了不过一小时。帝国垮台以后，巴黎放弃了自己的权力。明眼的爱国者竭力要让巴黎保持清醒，结果白费气力。布朗基写道：“正如我们不是不可征服的，巴黎也不是不可攻下的，巴黎被吹牛的报纸所欺骗，不知道危险有多么大。巴黎过分地轻信了。”
巴黎毫无目的地跟着它的新主人走，并且死心塌地地闭上了眼睛。在这种情况下，每天都出现新的危险症候。围城的祸事已经逼近，国防政府不仅没有疏散无用的人口，反而使二十万郊区居民塞满城内。外围工事毫无进展，，特罗胥并没有让全巴黎的市民都拿起铁锹来，也没有动员数以十万计的曾经修筑马尔斯教场的人们的子孙，军乐齐鸣、旌旗飘扬地到环城要塞地带去，而是把构筑壁垒的工程交给了普通的包商。
当19日敌人已经来到，并且一群丧胆的法国朱阿夫兵和没有斗志的士兵放弃夏提荣高地的时候，我们这个南部炮台的锁钥还没有测量过。第二天，曾在报纸上宣称攻不破的巴黎就被包围了，与法国各地的联系被切断了。这种没有经历过的情势很快使革命家们陷于忧虑不安。他们虽然答应给与支持，但是并没有答应给与盲目的信任。
为了团结行动党的各种力量来捍卫和维持共和国，他们从9月4日以来就在公开的大会上要求在各区建立警备委员会，警备委员会负责监督区长的活动，并各派出四名成员组成二十个区的中央委员会。从这种热烈的选举中产生了一个由工人、公务员和作家组成的委员会，这些人都是最近几年革命运动中的出色人物。这个委员会的开会地点在科尔德利街的一个大厅，是国际和工会联合会专为这个目的准备的。
由于国民自卫军的工作需要全部力量，国际和工会联合会几乎完全停止了自己的活动。但是，它们的成员有些参加了警备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这就使人们极错误地把中央委员会认成是属于国际的。
14日，中央委员会在一项公告中要求：选举市政机关，把警察局的职权交给这个市政机关；对于所有的官吏要贯彻选举制和责任制；要求绝对的出版自由和集会与结社权；把一切必需的生活资料收归国有；实行配给制；武装全体市民，以及派遣委员去发动外省起义。但是，当时巴黎犯了轻信的毛病。资产阶级的报纸刊载的都是普鲁士人的活动，虽然在公告上签名的一些人，如朗维耶、米里哀尔、龙格、瓦莱斯、勒弗朗塞和马隆等都是报纸和公开的大会上有名的人物，但是文告仍被撕碎了。
在茹尔·法夫尔到俾斯麦那里活动以后，20日，中央委员会在阿尔卡查尔大厅召开了一次大会，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到市政厅去，要求继续战斗到底，并迅速进行巴黎公社的选举。茹尔·费里宣誓说：政府决不进行和谈，并且宣布于月底进行市政选举。但是，两天以后，政府又宣布无限期推迟市政选举。
这个政府十七天以来没有采取任何准备，不战而被围；它拒绝了巴黎的忠告，并且比以往更加把防守的领导权据为己有。也许它有什么制胜的锦囊妙计吧？但是，特罗胥说：“抵抗是英勇的蠢举”，皮卡尔说：“为了荣誉我们必须防御，但是任何希望都是空的”，文雅的克莱米约说：“普鲁士人会象刀切黄油那样攻入巴黎”，特罗胥的参谋长说：“我们无法防御，因此我们已经决定不防御了”。这些话不是他们刚刚说过的吗？这些认为不可能防御的人物不老老实实地把事态告诉巴黎，不对它说：“或是立刻投降，或是单独去打你的仗。”却还要求独占领导权。
他们当时抱着什么目的呢？他们希望和谈。从最初几次失败起，他们就不再有别的打算。迫使我们先辈行动起来的那些灾难，弄得左派比帝国议员还要胆怯。8月7日，茹尔·法夫尔、茹尔·西蒙和贝尔当向议长施奈德尔声称：“我们无法再支持下去了，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赶快开始谈判。”在以后的整个时期，左派的政策只不过是使议院接管政府和进行谈判，希望事后自己骗取到部长的职位。
这些“防御者”刚一就职，就打发梯也尔先生去向全欧洲乞求和平。茹尔·法夫尔跑去会见俾斯麦，探听他的条件,这一行动说明了坐在市政厅里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懦夫。当全巴黎向他们呼吁：“保护我们，我们一定要把敌人赶出去”的时候，他们都欣然同意了，但是他们暗中却在说：“你要谈判”。在世界史上再没有比这更大的卖国罪行了。大多数人对他们的单纯信任并不能减轻他们的罪责，正象被骗者的愚蠢不能宣布骗人者无罪一样。9月4日的那些人物是不是违背了人们对他们的委托呢？世界史会宣告“是的”。
人民的这种委托虽然没有写在纸上，但是十分明显，十分肯定，因而一知道法夫尔前往费利埃尔②的时候，整个巴黎都战栗了。如果国防政府的人们还要有更进一步的行动，那么人们就一定会把他们抓起来。因此，他们必须赢得时间，必须迁就他们所谓的“被围困时期的愚蠢行为”而装出防御的姿态。
实际上，他们一时一刻也没有放弃他们的意图。他们目前不得不打一打，因为巴黎人不希望别的，但是这样做不过是要使俾斯麦软化罢了。当特罗胥看到二十五万人向他伸出由于满怀希望的喜悦而发抖的臂膀时，他未免有所感动。他宣布说，他也许能够守住那些壁垒。他的热情给巴黎带来的只此而已。守住壁垒，不开城门，这就是一切。但是，他完全没有考虑训练和组织这二十五万人，用他们来增强拥挤在巴黎城里的二十四万别动队和水兵，以及用一切方法建立一支能把敌人打回莱茵河去的有战斗的军队！他那些专门同他讨论如何能使普鲁士的将军多少让点步的同僚也没有考虑这些问题。
特罗胥赞成温和手段，因为他的笃信宗教不许他去作不必要的流血。这个大城市，根据一切军事行动的规则既然不可避免地要陷落，那末，他想为它准备一次尽量不流血的陷落。此外，他们还等待着随时可能带来和约的梯也尔回来。这样，特罗胥就让敌人毫无阻挡地在巴黎周围站稳脚根。他为炮台的坑道进行了几次小战。仅仅进行了一次真正的战斗，而且是30日在舍维尔进行的，我们在那里取得胜利之后，由于缺乏援军和挽车马，不得不退却并且丢弃了一个炮兵中队。
仍然被那些不断叫喊“打到柏林去！”的报纸所欺骗的舆论，相信法军打了一次胜仗。只有革命家没有被迷惑。都尔和斯特拉斯堡的投降象严峻的警告一样，响在他们的耳边。实际上掌握整个伯利维尔指挥权的第六十三营营长弗路朗斯不能缄默了。他是一个具有孩子气和炽热想象力的古怪人，只受自己兴奋的灵感所支配，10月5日，他率领他的营队来到市政厅前面，要求征兵、出击、进行市政选举和实行粮食配给制。
特罗胥已任弗路朗斯为“城防少校”，现在对他实行拖延，同他商谈。十二个使徒同他争论，终于把他恭维走了。7日，代表们从各方面来到，并且提出巴黎要对自己的防御问题发表意见和选举一个委员会，即巴黎公社的要求，这时政府宣布说，它的尊严不允许它向这种压迫让步。这个无耻的行为激起了8日的运动。第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发了一份很强硬的文告，提出抗议。有七、八百人来到市政厅的窗下，高呼：“公社万岁！”但是，群众还没有完全失去对政府的信赖。特罗胥的许多营队向前开来，政府的成员们检阅了这些营队。茹尔·法夫尔张开他那花言巧语的嘴宣布说：不可能进行选举，因为现在每个人都必须上城墙。这真是无可反驳的理由！
许多人怀着好奇的心情听取这种浮夸的言词。16日，特罗胥写信给他的同谋者埃蒂耶纳①说：“我要把我所制定的计划贯彻到底”，这时候那些蠢人就宣告胜利，并为特罗胥重弹8月间为巴赞弹过的老调：“我们由他去干吧，他有他的计划！”宣传鼓动家们招致了亲普的嫌疑，因为特罗胥按照耶稣会士的方式谈到过“有一小撮人怀有为敌人计划服务的罪恶企图。”
因此，在整个10月里，巴黎被那些以胜利开始而总是以退却告终的军事行动哄着入睡了。
13日，我们占领了巴纽，如果我们稍微多努一把力，或许连夏提荣也可收复，但是特罗胥没有后备队。21日，一支前卫部队在马尔麦松方向突破了包围军的一个薄弱点，于是引起一阵波动到凡尔赛的惊慌。但是，杜克罗将军并没有真正进攻，而仅把六千人投入了战斗，因而被普鲁士军队打回来，并丢了两门大炮。政府把这次失利说成是“幸运”的出击，并利用了甘必大一些电报，甘必大是8日被派到外省去的，从那里报道了一些实际不存在的军队。他们在用沙托登的光辉防御战迷惑整个巴黎。
区长们相信这个消息，并和副区长们在市政厅里举行会议。这个六十四个人的会议只要愿意，它是能够清楚地了解这一防御战的真相的。但是，参加会议的人都是构成左派的那些自由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典型共和派分子。他们不时去找那些防御者，提出战战兢兢的询问，然后得到含糊其词的回答，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这些回答，却想拿它们去说服巴黎人①.他们就这样去帮助欺骗那些轻信的人。
但是，在科尔德利，在俱乐部，在布朗基的报纸上，在德勒克吕兹的《觉醒报》和费里克斯·皮阿的《战斗报》上，都对市政厅里这些老爷们的计划作了分析和研究。这种个别的、没有充分支援的出击结果能怎样呢？为什么国民自卫军始终装备不好，组织不完善，并且不参加任何军事行动呢？铸造大炮的情况怎样了？六个星期来一味空谈而毫无行动，这已使人确认国防政府是无能的，如果不说它是心怀叵测的话。同时在所有人的脑子里产生了一种想法：必须使这些靠不住的人让位给深信国家可救的人：巴黎必须奋起！为了再一次拯救巴黎和法国，必须使年的公社复活！勇敢的人们的这种决心日益增强。
《战斗报》以滔滔不绝的夸张言论来宣传公社，它的铿锵词句比布朗基的明晰辩证法更能吸引人，27日报道了一个坏消息：“巴赞要放弃麦茨，并且代表拿破仑第三进行和谈；他的副官已经到达凡尔赛。”政府立刻否认了这个消息：“这个消息是可耻的谎言。巴赞这位光荣的军人，从未停止以辉煌的出击扰乱围城的敌军。”政府要求“舆论制裁”报馆的主编。由于这种号召的嗾使，狐群狗党狂叫起来，烧毁了报馆，假如不是主编逃走了的话，也许会把他碎尸万段。
第二天，《战斗报》声明，这一消息是它通过弗路朗斯从罗什弗尔那里得到的。风暴的征兆日益增多。28日，我们通过一次袭击占领了布尔日－巴黎东北的一个村庄。29日，参谋部一方面把这个战果夸张成一次胜利，一方面让我们的兵士一整天既没有给养，也没有援兵地处于普军的炮火下。普军于30日以一万五千人的兵力反攻，从我们一千六百名守军的手中又夺去了这个村庄。31日清晨，巴黎遭受了三个打击：布尔日失陷；“光荣的巴赞”率领全军在麦茨投降；进行了停战谈判的梯也尔来到巴黎。
9月4日的这些人物认为达到了目的，自己已经得救了。他们甚至把关于停战和投降的公告一“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一并列地张贴起来，确信对胜利已经绝望的巴黎会热烈欢迎和平。巴黎象遭到电击似地一跃而起，这一击同时也使马赛、土鲁斯和圣太田行动起来。群众的愤激是这样突然而普遍，人们从11点钟就冒着倾盆大雨涌到市政厅前面，高呼“反对停战！”。群众不顾把守着市政厅大门的别动队的抵抗，冲进了前厅。阿拉戈和他的几位副市长急忙赶来，保证说政府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公众的福利。第一个波浪退了，第二个波浪又拍击着大门。
结语
中午，特罗胥来到阶前，他认为讲上一番话即可脱身。人们喊道：“打倒特罗胥！”茹尔·西蒙代替了特罗胥，他自恃有口才竟敢走到外面广场上来，想要说明停战的“利益”。人们喊道：“反对停战！”他要求群众派十名代表跟他到市政厅里面，然后就回去了。特罗胥、茹尔·法夫尔、费里和皮卡尔接见了代表们。